中國醫學通史/近代中藥學、方劑學的新成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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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藥學的發展
近百年來，在西醫學大量傳入的影響下，我國傳統醫學受到沖擊和歧視。由于中藥治病療效顯著，它的存亡直接關系到人民健康和國計民生，因而受到廣泛的重視，得到較大的發展。
一、古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
《神農本草經》的輯佚
顧觀光于道光24年(1844年)完成《神農本草經》重輯本四卷。
《神農本草經》的注釋和闡發
近代對《本草經》的匯纂、注釋和闡發有較大進展，其中以仲昂庭、沉其煜、蔡陸仙等人的著作較為突出。
蔡陸仙，于l937年編成《中國醫學匯海》。書中分為經、史、論說、藥物、方劑、針灸七部，其中經部首列《神農本草經》及各家論注。
二、藥性、藥效研究的進展
長期以來我國醫藥學家從臨證實踐中深切體會，必須熟知藥性、藥效，針對患者病情選擇用藥，才能取得良好的療效。到近代，隨著生物學、化學等學科的發展，醫藥學家不僅運用傳統理論和方法對藥物功效作較深入的探訪，同時也試圖采用國內外學者某些研究方法，以確認藥物功效，取得了一些進展。
傳統的藥效理論研究
近代醫家在繼承前代經驗的基礎上，十分重視以藥物功效分類研究中藥，其中比較突出的首推屠道和《本草匯纂》。
周巖的《本草思辨錄》更具有特色和深入。周巖于1904年初夏編寫成《本草思辨錄》四卷。
效研究的新進展
這一時期，在“中醫科學化”思潮的影響下，一些醫家不滿足于傳統的藥效理論研究，他們試圖采用西醫藥理解釋藥物功效，或是采用化學分析、提取藥物有效成分等方法確認藥效。突破了原有的框架，開創了藥效研究的新途徑，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。留日學者丁福保是其中較突出的代表。
丁福保于1933年編寫成《中藥淺說》。書中按藥物功效，以西醫藥理論分為強壯健胃消化藥、解熱藥、利尿藥、鎮痛鎮靜鎮痙藥、鎮咳祛痰藥、收斂藥(或有止瀉止血之效)、興奮藥、瀉下藥、變質解凝藥、驅蟲藥10類。
繼《中藥淺說》之后，又有趙體乾編述的《中藥新說譯解》(約1936年)。
與此同時，福建仙游醫家溫敬修編寫的《實驗藥物學，經秦伯未校訂，1935年由上海中醫書局出版。全書分正編、續編，收載藥物587種(其中植物部466種、礦物部52種、動物部69種)，分為強壯藥、強(健)胃消化藥、瀉下藥、利尿藥、收斂藥、沖動藥、祛痰藥、解熱藥……等23類，對藥物科屬、異名、形態、成分、效用、處方、禁忌、用量等均有記述，尤其著重于對藥物功效的闡述。
總之，近代研究藥物功效的方法有較大進展，用化學分析、提取藥物有效成分是其中一種手段，從總體上看它對于投進藥效研究的深入發展有一定作用。
三、中藥鑒別與炮炙
藥物鑒別
《增訂偽藥條辨》是曹炳章在鄭肖巖《偽藥條辨》的基礎上增補編寫的一部集大成的鑒藥專著。鄭肖巖于1901年著成《偽藥條辨》一卷，收載藥物110種。曹炳章(1877～1956年)，字赤電，浙江鄞縣人，出身于商賈家庭，通曉中醫中藥。1913年在紹興發起創設“和濟藥局”，倡導藥品改良。先后出任神州醫藥總會紹興分會評議，中央國醫館名譽理事，熱心發展中醫事業，主編《中國醫學大成》，著述亦多。于1927年夏編寫成《增訂偽藥條辨》，《增訂偽藥條辨》分為四卷，凝集了兩位醫學家的智慧與經驗，書中共載藥110種，分為山草、芳草、隰草、毒草、木、石、蟲介、獸8部。
《增訂偽藥條辨》于1928年由紹興“和濟藥局”刊印，在國內廣泛流傳，對于提高醫藥人員鑒別藥物能力，豐富藥物知識，有著較大影響。
其后，有陳仁山的《藥物出產辨》(1931年)；汪雪軒《鑒選國藥常識》(1936年)。
總之，近代中醫藥工作者的鑒藥經驗更加豐富，有關藥物真偽品種、形態與功能的對比更為細致和全面，并在小范圍內引用了彩繪、攝影及理化鑒定等新技術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宏觀寫生的不足。但從整體看，近代鑒藥工作仍處于傳統經驗觀察階段，使藥物鑒別學的發展受到不少限制。
近代制藥學的發展
近代刺藥學，包括中藥制劑與生藥炮制兩大內容。與傳統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進展相較而論，中藥制藥學是近代中醫藥領域中發展較快的一個分支，出現了一批從事制藥的專門人才和有見地的制藥專著。
近代中藥制藥學的發展有幾個明顯特點：①倡導改革，吸收新說。②重視傳統理論對炮制與制藥學的指導作用。③強調制藥標準，即符合藥學藥性原理，制作得當，生熟有度。粗略統計，這一時期制藥方面論著約十余種，其中學術成就較突出的有楊叔澄《中國制藥學》和周復生《藥業指南》四、藥用植物、圖鑒及其它
隨著近代生物學、藥理學等學科的發展，不少學者、藥學家注重對藥用植物、常用藥物作實地考察匯集，并對藥物科屬、形態、成分等進行較深入的研究，拓寬了藥物學的研究領域，其中成就較突出者有吳其浚、趙燏黃、楊華亭等。吳其浚(1789～1847)博學多才，“官跡半天下”。平生酷愛研究各種植物，公余閑暇常精心收錄經、史、子、集、方志中有關水陸草木的記述，匯編成《植物名實圖考長編》22卷，收栽植物838種。
方劑學的成就
由于近代對疾病的認識不斷深入，新的經驗不斷豐富，治療方法漸趨多樣化，作為辨證論治的主要工具的方劑學也隨之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。主要表現在對方劑學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化，大型方書的繼續整理和編纂單方、驗方、秘方的匯編整理工作更為突出。不少醫家在努力探索中醫學發展的同時，吸收了一些近代西醫藥學的知識，編寫出一些匯集中西醫的驗方著作，從方劑學方面為中西醫的匯通做了初步嘗試。
這一時期方劑學研究的特點是由博返約，向理論研究深化。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下：
費伯雄著于1865年，費氏針對《醫方集解》所載方藥詳加評論，從中反映出費氏在方劑學理論研究方面的見解和成就。作者強調辨證論治，反對濫用方藥。他的評述對后世深入學習方劑理論，正確掌握制方之法及臨床用途，具有較高價值。
該方不僅是一部簡明實用的教本，也是當時較好的方論著作《時方論》以闡述主理的主要內容，所列87方(例案)，方論緊密結合，論述簡明透徹。
近百年來，不少醫家長期致力于整理編纂古今方書，取得較突出的成就，較早的有文晟輯《醫方十種匯編》。
在此之后，出現了多種大部頭的總結性方書，如曹繩彥《古今名醫萬方類編》、吳克潛《古今醫方集成》、察隨仙《中國醫藥匯海.方劑部》等等，并有一些溝通中西醫的著作。
這一時期，單方、秘方、驗方的收集取得較突出的成就，據不完全統計，先后編纂刊印的各種方書約達300種，其中有一些流傳較廣和有特色的著作。
于1846年仲春匯編成。全書約92門(部)，各病癥下附有單方、驗方，共收3240余萬。以價廉，易得，有效為原則，力求方藥穩妥。
王士雄一向重視收集單方、驗方，18454年輯《四科簡效方》便于窮鄉僻壤，無醫少藥之地查用；此外尚有龔自家等《醫方易簡新編》；黃伯垂《經驗良方大全》；楊馥焦、潘之偉《經驗秘方》李克蕙《驗方輯要》等。
此期還有不少匯通方書，如丁福保《中西醫方會通》，陳繼武《中西驗方新編》以及唐川《六經方證中西通解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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